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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营销臭菘属

发布时间:2020-10-19 02:44:07 阅读: 来源:冷拔扁钢厂家

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营销

全国消息:

农业产业化及农村流通业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农业产业化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历程。据农业部透露,截止到2005年9月,全国产业化经营组织已发展到11.4万个,固定资产总额8099亿元,龙头企业销售收入达14261亿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70.9%、91.7%和141.7%。全国各类产业化组织带动农户8454万户,比2000年增加2493万户,增长41.8%,平均每户从中增收1200元,比2000年增加300元。农业产业化有力地促进了优势产业集聚和农民增收,以及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农业对外开放。

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正逐步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由点状发展向优势产业和优势产业带集聚,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并重发展,由初级加工为主向精深加工延伸,由单一组织模式向多元化组织类型演进。2005年9月,全国农业产业化八部门联合在长春召开了全国农业产业化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2000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工作会议以来的发展经验,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下一步要全面加快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营销

据农业部透露,“十一五”时期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①龙头企业集群要有大发展。重点在玉米加工制品、乳制品、肉类制品、果品、蔬菜等已具备一定基础的产业上率先实现突破,发展壮大一批竞争力强和市场占有率高的龙头企业集群,形成大中小型龙头企业共同发展格局,培育一批年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和超过50亿元的龙头企业。②农产品加工水平要有大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比重明显增加,产业链条明显延长,产品附加值明显提高,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农产品加工率达到50%以上。③农产品品牌建设要有大突破。广泛采用国际国内先进标准,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科技水平显著提高。培育一大批优质、高效、安全、生态名牌产品,省级以上龙头企业食品类产品达到无公害和绿色标准,培育驰名商标100个以上。④产业化经营带动能力要有大提升。扶持发展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中介服务组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和经营机制,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力争一大批农户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域,农户来自产业化经营的收入明显增加。2005年9月召开的全国农业产业化工作会议从继续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大力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加快建设产业化生产基地、逐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和工作推进力度8个方面对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作作了部署。353

山东潍坊农业产业化翻版工业“集群化”模式

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以块状经济著称的工业已经呈现出很高的聚集化程度,这种产业集群是由若干个子集群组成,各个子群又分别集中在不同的县区或乡镇,而在同一个县区或乡镇,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在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又进行了深度的分工。与之相类似,山东潍坊市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呈现出一种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类似于工业聚集化模式的“集群化”现象,出现了龙头企业之间、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纵向和横向的联合协作,推动了农业产业化、标准化、国际化发展,并把农业产业链延伸到县域、镇域和农户。其主要做法是:

龙头企业之间相互协作:纵向看,每个产业内部的各企业之间,已通过产品配套和市场衔接,形成一条龙式产业链条;横向看,各企业实行信息、资源、市场的共享和价格自律,通过交流与合作,造就了成条连片的复合式产业板块。每个县市都有一批大型重点龙头企业,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龙头企业群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龙头企业“集群”。“集群效应”使龙头企业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实现了大提高、大突破,现有企业规模不断膨胀,新上企业数量迅猛增加,仅2004年全市就新增农业龙头企业达434家。

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紧密合作:潍坊龙头企业根据其规模和产业类型,探索出新型的经营模式,使龙头企业和农户密切连接,使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地良性运行。其主要合作形式有:

(1)“公司+基地+农户”。龙头企业与商品基地和农户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使两者的关系由原来的松散组合改变为正规紧密的对接。各类龙头企业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了统一供苗、统一技术规程、统一质量检测、统一销售的管理模式。潍坊大多数龙头企业采取这种经营模式,全市有70%以上的耕地成为龙头企业的配套基地。

(2)“公司+农场(养殖场)+产业工人”。潍坊实力雄厚的大型龙头企业正在探索这种模式。如昌邑市金丝达实业有限公司投资5000多万元,建立了1万多亩苗木繁育基地,吸纳周边地区固定工300多人,季节工6000多人,农民成为领工资的产业工人。

(3)“龙头企业+农户+股份”。潍坊一些龙头企业还引导农民以土地、资金、技术等参股入股,把农民直接变成企业股东,目前全市80%的农户和龙头企业结成一体,既促进了企业发展,又保护了农民利益,增加了农民收入。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先进的产业组织形式,可以有效避免远距离交易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过高的问题,就近、择优的选购,是一种竞争性的配套关系,既有垂直整合的效率,也有广泛的灵活性。就农业而言,不少地方的农产品贸易遇到类似“绿色壁垒”的挑战,企业单枪匹马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大公司、大集团运作模式,依靠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激活资源、开拓市场,充分发挥规模化、集群化效应,已成为应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其他县市政府借鉴潍坊市的经验,可以采取产权转让、股份制改造、联合经营等方式,盘活本地区农业企业的设施、装备、科技等存量资源,使这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重组和优化配置,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形成农业产业化板块,并延伸到乡村户。另外,还要创新农业产业集群培育模式,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资源,组织跨行业、跨区域,组织政府、企业、大专院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和农民合作社等“多位一体”的“大合唱”。

四川广元创出7种粮食产业化新途径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粮食企业的经营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流通业态的要求。2005年6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河北调研时,明确提出改革粮食流通体制,不与民争利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及国家控制粮食企业该怎样走出困境,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呢?四川广元市的经验就很有借鉴意义。近年来,该市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低成本扩张和联合重组等形式,有力地推进了粮食产业的快速发展,粮食企业连续两年实现总体盈利,出现了很多颇有地方特色的创新模式:

(1)“龙头企业+配送中心+连锁服务店”。该市国有粮食企业在市县(区)设置6家粮油配送中心作为城乡粮油连锁服务店的龙头,在行政村或人口在1500人以上的村设置78家粮油连锁服务店。配送中心通过连锁店对农业物质和粮食加工企业生产的成品粮油及附产物联购分销,对粮食或农村土特产品分购联销。

(2)“国有粮企+农科中心+竞争对手+农民”。该市元坝区粮食系统成立4个粮油科技服务中心,吸引过去经营粮食的个体粮商加盟,以“供农所需、销农所产、助农增收、企业增效”为目标,粮企人员走村串户,以种子、化肥兑换粮食,同时与农民签订订单粮油收购合同,粮食企业按照粮食收购量及物质销售量为加盟粮商提取报酬。

(3)“专业粮油公司+粮食购销企业+农户”。该市剑阁县粮食局引进西南地区最大的一家油脂加工企业投资600余万元对该县停产多年的剑阁油脂公司进行技改,生产高芥酸工业专用油。2004年这个县油菜籽获得丰收,引进企业为粮食企业预先投入收购铺底资金近2000万元,破解了粮食购销企业收购资金难题。

(4)“龙头企业+粮食经济协会+基地+农户”。该市以经济流向将当地678个村79800多户农民吸收到67个粮食专业合作社。粮食企业根据每年的订单面积和回收数量给予农技部门每公斤0.005元的技术服务费,降低农民发展优质粮油面临的自然风险;入会农民从粮食专业合作组织那里获得批发价种子、化肥、统防统治及免费技术服务,每种植一亩粮食可降低种植成本高达35~40元。“订单粮食”的履约率由建立粮食专业合作组织前的47%提高到了87.6%。

(5)“销区粮食企业+涉农新产业+农户”。该市朝天区粮食局确立了“跳出粮食求发展,多经项目变主业”的发展思路,40余名干部职工入股联营,成立了优质种猪繁育基地。

(6)“特困企业+招商企业+新型产业”。该市旺苍县粮食局面对累计投资2600万元而债台高筑的旺苍县粮贸大厦,积极招商引资救活企业。该县继引进浙江私企老板投资200余万元租赁大厦四楼,引进绵阳泰丰酒业投资300余万元后,2005年又加大科技和资金投入,投入100余万元开发出了川北王头曲、年年有余等产品,扩大了市场占有率。

(7)“粮食企业+跨行业产业”。由该市粮企开发的剑门关瓶装矿泉水、剑门关大酒店,苍溪歧坪粮库500亩茶场、旺苍粮食企业收购七里峡度假村、开办汽车客运站、淀粉厂,中区粮食企业开办桶装矿泉水、生猪屠宰场、兴办粮贸市场,青川兴办两个科技含量高的养猪场等项目发展快、效益好。

随着我国粮食直补机制的基本确立,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进展顺利,粮食风险基金存量正逐步盘活。但改革还面临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还是“三老”(老粮、老人、老账)问题。广元市的粮食产业新模式对解决粮食企业的“三老”问题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种粮大户处在十字路口亟须政策指路

在粮价上涨和国家扶持粮食生产等因素的作用下,各地种粮大户2004年普遍大幅增产增收,成为农村的“增收大户”、国家的粮食“增产大户”。但在江西的鄱阳、南昌、都昌和进贤等县,种粮大户普遍感觉精神压力大,正处在十字路口。他们反映的难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业保险缺失,种粮风险太大。江西种粮大户有相当一部分大户是在非计税面积上耕种,“靠天吃饭”现象比一般地区严重,汛期洪水一来,常有“灭顶之灾”,导致颗粒无收,自然风险很大。

二是农业贷款难,民间借款利息太高。据江西省物价局价格成本调查队测算数据显示,种粮大户大面积种粮前期投资几万元到几十万不等,有的达数百万元。但目前银行信贷支持农民种粮存在两大障碍:一个是信用社支农多为小额贷款,对种粮大户来说“杯水车薪”;另一个是农业固定资产无法抵押。

三是土地流转出现新问题,租田太难。由于农村情况复杂,一些乡村干部往往在少数村民不同意的情况下强硬流转,从而为租田的种粮大户埋下隐患。农民们手握政策上访,往往使种粮大户“鸡飞蛋打”,种粮大户面临政策风险。

种粮大户曾在解决土地抛荒、促进粮食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种粮大户不可缺。但种种原因使种粮大户成为农村的“高风险职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2005年是大户、2006年变散户”,种粮大户轮流坐庄、昙花一现的状况,使田地从“分散—集约—分散”频繁变动。因此,在国家政策的刺激和市场行情的拉动下,土地是进一步集中还是重新走向分散,其现有规模是稳定、扩大还是缩小,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县乡政府要尽快拿出解决方案。

防止种粮一边倒江西万安巧解两个不等式

中央和各省市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大大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少地方出现了种粮一边倒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结构调整面临许多新问题。江西万安县吸取以往的教训,巧妙破解了两个结构调整不等式,构建了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第一个不等式:调整结构≠多“经”少粮。该县过去曾出现过“多经少粮”现象,但这样的调整并没促进农民增收,反而导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呈现负增长。为此,该县在搞好产业规划以及做活粮食转化增值文章上下大功夫,以确保在粮食稳步增长的同时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做法如下:一是大力推广良种良法,规划出万亩百加镇金优系列优质水稻种植基地和弹前乡富硒大米种植基地;二是壮大粮油公司、米制品厂等一批粮食加工企业,引进神威龙酒业、客家酒厂等消化粮食的酿造企业;三是大力发展生猪等畜牧业,多渠道促进粮食转化、增值。全县各类粮食加工企业和畜牧业每年转化粮食4860万公斤,这样既解决了卖粮难题,又使粮食得到了增值。

第二个不等式:市场引导≠市场“全”导。在上个世纪,该县许多农民跟风种植百合,丢掉了西瓜等特色农产品,结果好景不长,百合每公斤的价钱从几十元降到了几元,大堆大堆百合烂在家里。对此,该县把市场和政策引导有机结合,不断强化政府职能和服务功能,按照“你有我优,你优我特”的原则,规划出“一村一品”、“一乡一特”,发展壮大了特色绿色产业。

2005年,农民调产的声音似乎小了,政府也松了口气,干部也不再到农村督促调产,但这很难说是一种好现象。农民增收必须走多元化、产业化之路,这是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千万不能有丝毫懈怠。

谨防一些农企“发财借农、服务背农”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离不开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国家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也是很优惠的。但在内蒙古自治区,一些农业企业虽然打着“农”字招牌却缺乏投资农业的热情,有的企业甚至在坑农、骗农。这些农业龙头企业主要有以下几种违规操作方式:

一是打着订单农业的旗号,并不履行合同,给农民打白条。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关镇的一个农村,村民手持的“白条”从1999年到2000年、金额从二三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二是一些农字号龙头企业打着农业招牌,却做着非农买卖。在内蒙古西部盟市某旗有一家以能源化工为主业的龙头企业,近年来打起“生态”牌,在公路两旁显眼的地方种了一些林草,又花低价买回好多别人治理好的林地草地,争取了不少国家生态建设资金。

三是一些农业上市公司打着“农”字招牌上市后,背离招股承诺,进行非农扩张。这些企业完全转型“脱农”,导致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主业发展后劲堪忧。

“农字号”龙头企业的“背农”现象表明:龙头企业和农民之间还未建立起一种真正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紧密关系,“风险共担,利益均沾”还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更多的可能是为了套取政府的资金扶持,但是,这反过来说明我们在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的政策上还存在问题,只图企业的数量,只认企业的招牌,不管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潜力,缺乏对农业企业的监管,忽视农民的利益,造成企业和农民的种种纠纷。为了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政府要在农业招商中引入监管、评价和竞争机制,加大农业企业监督检查工作力度,从制度上约束农业企业按规则出牌,完善法律法规对双方的保障及约束,把农业企业纳入政府有效管理之中。

实施农业标准化的6种模式

近些年,我国农业标准的推广实施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这项工作起步较晚,覆盖面有限,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县市还缺少相应的抓手。2005年,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有关专家总结各地推广实施农业标准的大量实践和成功个案,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提出了我国推广实施农业标准的模式选择,主要有以下6种模式:

(1)政府主导推动模式。由于我国农业小规模分户经营和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政府主导推动模式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广实施农业标准的重要模式。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四统一”,即: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统一协调,扶持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或示范区;统一标准,创建品牌;统一服务,发挥技术优势。

(2)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包括“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等类型,是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大中城市郊区和农产品加工出口有一定基础的地区较为适宜采用的一种农业标准推广实施模式。

(3)市场拉动引导模式。通过市场交易和严把农产品市场准入关所形成的供求信息、优质优价信息,拉动、引导农民走农业标准化之路。依据我国国情,通过扶持建设一批基础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管理规范、运行高效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充分拉动、引导农民走科学种养的农业标准化之路是推广实施农业标准的一种较好的模式。

(4)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合伙模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大体可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两大类。在实施农业标准过程中,紧密型合作经济组织严格实行统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技术操作规程、统一产品质量标准、统一产品检测检验、统一产品包装或品牌、统一产品运销等。而松散型合作经济组织一般只对其成员提出产品质量和技术操作方面的要求,显然,紧密型合作经济组织对农业标准的推广实施比较到位,效果较好。

(5)行业协会自律互动模式。在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的背景下,要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扶持和放手发展各类农产品行业协会,让它们通过制定和实施行规行约,加强行业协调,严格行业自律,推行品牌化经营战略。

(6)种养大户和农村经纪人吸纳模式。农村种养大户和经纪人为了发展规模化生产和扩大营销业务,吸纳、带动农户按照标准化的要求从事生产、加工,确保产品质量,拓展市场销路,从而在提高其自身经营效益的同时,增加了农民收入。

2005年,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在论述“农业七大体系”建设时指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要以推进农业标准化为突破口,学习和借鉴国际标准与惯例,针对我国农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县市政府要及时消除体制和机制上的障碍,主要解决思维理念转变不到位,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顺,技术研发和人才培训工作滞后,政府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不够,以及缺乏有效的组织载体等问题,形成一种“政府搭建平台、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推广实施新格局,关键是按照“少花钱、多办事,重管理、求实效”的原则,提高标准化建设质量,提高资金投入效益,克服过去那种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

面对禽流感养殖业流程再造迫在眉睫

2005年秋季以来,辽宁黑山县、安徽省淮南市、湖北省孝感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相继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不少地方的养殖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直接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长。那么,今后我们还要不要坚持发展家禽畜牧业、怎样发展才能避免这一轮的疫情影响?这是很多县委书记县长们关心的问题。2005年11月1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对当前疫情防治和应对疫情影响下的家禽业发展扶持政策进行了研究部署。一方面,国务院要求把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情的防控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信息畅通、反应快捷、指挥有力、控制有效的疫情快速反应机制,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草案)》。另一方面,为了帮助养殖企业和农户尽快恢复正常生产,会议提出继续对家禽免疫和疫区家禽扑杀给予财政补贴,确保养殖农户得到政策实惠,受损企业职工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以及逐步推进家禽业由分散饲养、畜禽混养方式向规模化、标准化饲养方式转变等九项措施。

当前,防控禽流感的形势十分严峻。各地要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结合农村实际,尽快制定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防控应急预案,并在做好禽流感防治工作的同时,着手对畜禽养殖业进行一次整体的流程再造,把疫病防治的关口前移,形成以防疫为主导,整合产业链条相关主体,如畜牧良种基地、防疫机构、流通企业等在内的新型畜牧养殖标准化生产体系,建立健全动物防疫长效机制。流程再造的关键是疫病防治优先而非传统的收购流通优先,从而形成以饲养小区为载体,通过标准化养殖,使分散的家庭养殖向集约化、规模化养殖转变。另外,要特别注意加强对各类专业化小区的建设指导和运行管理,进一步强化基层畜牧管理队伍建设,从整体上提升畜牧产业化经营水平。

专栏:成都启动生猪产业转型新体系

2005年,由于在四川省资阳市的雁江、简阳、乐至三个县市区相继发生了个别生猪猝死和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事件,生猪大省相关产业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为吸取教训,成都市政府2005年8月12日专门召开了无公害生猪标准化体系建设会,决定全面启动生猪产业标准化进程,对生猪的养殖、屠宰、销售和防疫四个方面实施“四大转变”,建立六大生猪产业发展体系。其具体内容是:

四大转变:①分散养殖向规模养殖转变。增加规模养殖的数目,减少散养量。具体操作采用集中建舍、农户分散管理、引进规模养殖场的方式,要求所有养殖场建立污染物处理体系。②零星屠宰向定点屠宰转变。坚决地打击私屠滥宰,通过评级、实行准入制度等方法,压缩定点屠宰点的数量,扩大屠宰厂规模,提高生产档次。③无序销售向规范销售转变。该市将加快肉食品销售规范化进程,从活猪的流通向分割冷冻产品的流通转变;将目前简陋的运输方式向冷链的运输方式转变,避免运输路途中的二次污染;将逐渐从农贸市场露天、无保护的销售方式向超市冷柜的销售方式转变,从单个自由交易的方式向集中配送的方式转变。④被动防疫向主动防疫转变。将进一步强化防疫意识和畜牧生产安全意识,进一步完善动物疫病防疫体系,加快基层防疫队伍建设。

六大体系:①健全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立纯外血三元杂交猪供应系统。采取“企业投资建设,政府政策扶持”的办法,大力发展纯外血规模种猪场。②完善基层动物防疫体系。改革乡镇畜牧兽医站,建设以片区站为核心的基层防疫体系,实行兽医准入制度。③建立健全投入品安全体系,推行投入品市场准入制。④规范屠宰加工体系。打击私屠滥宰行为,通过动态评级达标、实行准入制度等办法,压缩定点屠宰点的数量。⑤规范和建立市场监管体系。从活猪的流通向分割、冷链运输方式转变,从农贸市场无保护的销售方式向超市冷柜销售方式转变,从单个自由交易的方式向集中配送的方式转变,逐步建立健全肉品市场准入制度。⑥建立生猪产业发展保障体系。采取“企业出大头、农民出小头、政府补一点”的办法,建立生猪风险基金。

各地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只是反映在生猪产业上,在禽类、奶牛产业中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媒体披露的一些地方出现的假冒“洋奶牛”事件,给很多农户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甚至给一些地区的奶业发展战略造成严重的冲击。其症结就在于没有一个完善的投入品安全体系,缺乏投入品市场准入制度,兽药、饲料、种苗等投入品市场秩序混乱。体现在管理上,则是基层政府缺乏相应的机构、经费和人力,多数乡镇的兽医站名存实亡,监管形同虚设。因此,县乡畜牧业发展,必须吸取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教训,加强政府主导,至少在乡镇一级设立公办的畜牧兽医站,建设以片区站为核心的基层防疫体系,每个乡镇至少一个中心兽医站,有条件的地方应设立乡镇兽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以此为依托构建本地区畜牧产业发展的长效保障机制。

从第三届中国农交会看农产品市场四大格局

2005年10月18~21日,由农业部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农产品交易会以“展示新农业、描绘新农村”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十五”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成就,内容丰富,很有特色。据悉,本届农交会贸易成交合同金额突破了220亿元,意向合同金额突破290亿元,分别比上届增加20亿元和40亿元,成交和意向合同金额比上届增长20%以上。2005年的农交会看点多、亮点多,集中体现出我国农产品市场出现的四大格局:

一是精品化、优质化农产品改变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举办农交会是农业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精品馆汇聚了各地的优质农产品,精品化、优质化农产品成为区域经济的品牌和龙头,成为各地区的形象代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地理正因这些特色优势农产品而改变,区域之间农产品的竞争将改变地区力量的对比,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二是农业跨区域合作开始重构大市场格局。农产品跨区域大市场是我国农产品市场发展的一大趋势。安徽和北京在2005年农交会期间就签订了四项农产品加工协议,北京利用资金和市场优势在安徽金寨县建立了农产品生产基地,金寨县则利用劳动力优势和特色农产品生产条件为北京提供优质农产品,实现了双赢。不仅在内陆各省之间,在本届农交会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是,本届农交会专门设立的台湾农产品展示区和销售区,有来自岛内的46家农业团体和农业企业参展,这是祖国大陆2005年8月份对台湾10多种热带水果实行零关税优惠政策后的又一大亮点。这表明,一个大区域、大格局、大市场的农产品互动态势正在我国形成,这对各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三是农产品“走出去”推进农业国际化格局。本届农交会有80多家境外企业参展,参展产品涉及畜禽设备、水果、蔬菜、肥料、水产品、种子、生物技术、橄榄油以及食品等。有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名采购商前来参观洽谈。其中日本、爱尔兰、泰国、印度等国家组织了专门的采购团,采购意向非常广泛。这表明我国农业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特别是农产品市场必须向国际市场拓展,加大农产品出口贸易,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四是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构建农业区域竞争格局。本届农交会新设立的高新技术展区,共展出60多个动植物新品种和40多项新技术,集中展示了近5年来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的先进实用技术,引进的重大技术,生态环保节能技术,农村能源等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技术和最新科研成果。这充分说明,产业技术自主创新不仅是工业制造业的生命线,更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生命线,否则,不仅农产品市场国际化将难以实现,还会制约农业区域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本届农交会以“展示新农业,描绘新农村”为主题,体现了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新要求,是办展理念上的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总结本届农交会时表示,农交会充分展示了在“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指引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新成就,为我国优势农产品开辟国际市场,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是一次成效显著的农产品贸易和技术交流盛会。各地要以农交会为契机,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注重农业科技进步,特别要借助两岸农业交流和北京奥运的热点以及国际农产品市场平台,打造本地区农业品牌,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推进“法人农户经济”义乌农业企业化初见成效

2004年,我国农村经济出现少有的好局面,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令人欣喜,中央的支农力度不断加大,目前已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业效益低、农民增收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3年以来,浙江义乌按照工业化的理念,制定《义乌市农业企业化行动方案》,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已发展各类农业企业300多家,培育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13家,呈现出“五化”特色:

农业经营主体“法人化”:向“法人农户经济”转变。推进农业经营主体从传统分散的自然农户向规模经营的农业企业和法人农户的转变,是实施农业企业化行动的关键,也是实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的前提和基础。创新农业经营主体,当前主要制约因素是农地制度。一方面,一大批已稳定转向非农产业的农民,因担心农地经营权流转会影响其承包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宁可放弃流转收入甚至抛荒,也不愿意转出农地经营权;另一方面,即使有部分农户愿意转出农地经营权,因中间“插花农地”承包户不愿流转,导致转包户(企业)也很难实行农业规模经营。因此,实现农业经营主体法人化,要着重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明晰农民承包农地财产权,建立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和农业企业化经营进入机制,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集中,实现农业经营规模化、法人化。

生产经营“规模化”:种植大户朝基地方向发展。推进特色种植业生产的“规模化”,一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以总体发展规划、城乡一体化社区布局规划、国土利用总体规划等为指导,立足全市特色种植业发展的实际,科学预测,编制义乌市农业生产及特色种植区域布局规划,为农业结构调整和特色种植带的形成提供科学的指导。从当前义乌各地特色种植业的发展情况看,像有机茶、马铃薯、双季田藕、设施蔬菜种植和花卉苗木种植等,这些特色种植区(带)只要稍加引导和发展,即可形成气候。

生产布局“小区化”:养殖大户向生态型、健康型发展。为切实解决中小规模养殖场存在的建设缺规划、防疫欠规范、污染较大、品质难保等问题,该市从生态建设出发,充分发挥技术优势,组合畜牧科技专家,帮助畜牧养殖大户、畜牧养殖小区进行生态设计、规划指导、论证及实施。虽然畜禽养殖业走在了全市农业企业化的前列,但目前仍存在着区域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突出问题。随着重大动物疫病公布制度的实施,还将面临畜禽疫病防治困难的问题。

加工企业“集聚化”:农产品加工基地建设步伐加快。浙江等地的县域工业发展目前已经呈现出强劲的产业聚集化,被称为“块状经济”,相对于农产品加工业,县域工业发展同样需要农业企业的聚集效应,要有“块状农业”。在农产品加工业中实施农业企业化行为,着重要迅速开辟农产品加工基地,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集聚提升,增强加工型龙头企业对农业生产的带动力。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巩固发展优势农产品生产,实现农产品增值、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需要。

农业企业生产“标准化”:农产品生产走品牌之路。农业标准化是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是市场化的必然要求,没有农业的标准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这也是农业企业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关键是要结合“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优粮工程”、农业“七大体系”等重大农业建设项目,强化农业标准化的实施。该市对以前发布的农业地方标准进行了清理,废止了7个地方农业标准,新增了7个地方农业标准,已制定和发布了义乌红糖等28个地方农业标准。

义乌农业企业化最具特色的一点,就是提出“法人农户经济”的概念。所谓“法人农户经济”,是指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使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向具有市场意识、风险意识、投资意识、科技意识方向转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经营。我们的领导常常讲要引导农民闯市场,提高农民的市场化意识,但目前在我国多数地方农户作为经营主体,是一个没有法人地位的主体,这是农村体制改革以后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由于农业大户在各种经济活动中都是以自然人的身份出现的,在农业信贷、谈判、经营中与经济法人相比,处于劣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如果把农业大户转变成法人实体,经营化肥、农药、饲料等生产资料的农资部门,还会主动送货上门,而且价格也会便宜得多,这无疑是提高农民的市场化意识的一条重要途径。

湖北一项调查认为农产品做大品牌要迈5道坎

产品品牌是宝贵的资源。但在目前的市场上,农产品品牌杂乱无章的现象比较普遍,往往是一种农产品在一个县市就有多种品牌,品牌整体效应始终难以发挥,特别是叫得响的品牌更是少之又少。据2005年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武汉农博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此次农博会共签订招商引资合同项目23个,总金额10.5亿元;现货成交额3.1亿元。其中,知名品牌的招商引资合同项目和成交金额,占到整个交易量的85%以上。没有品牌的四五十家企业,有的虽然品质独特,但客户大多拒绝,成交额和成交量很低。

一是注册商标缺乏创新性,不少品牌成为“哑巴”商标。在2005年湖北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会上展出一个由两个变形的大写英文字母“WC”组成的小小的绿色方形图案,这让人马上联想到抽水马桶的英文缩写,立刻没了购买的欲望。宣传吧,只会适得其反;不宣传吧,牌子又没有影响。湖北省工商局负责人认为,这是典型的“哑巴”商标,还不如不要牌子。

二是注册商标很多,但叫得响的品牌很少。短短几年,湖北省农产品的注册商标量迅速达到5000件左右,2004年前7个月该省就注册农产品商标近300件。但据湖北省质量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湖北省现有中国名牌10个,省级名牌325个,但其中农产品中国名牌为0,省级名牌也只有42个,仅占全省名牌数的12.9%。

三是热衷于外地品牌,忽视培育本地品牌。一些地方政府也没有把培植本地的农产品品牌上升到政府的战略来加以大力扶持,而是热衷于引进外地农产品名牌。引进外地农产品名牌,确实在短期内就可以见到成效,但从长远来看,立足于通过培植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地农产品名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才是根本。

四是自毁品牌现象严重。有的虽然注册了商标,但还需要提升品牌的影响力,维护好商标的专用权,不能自毁品牌。这方面,“邓村绿茶”的教训就十分深刻。“邓村绿茶”牌子红了以后,企业被强制要求允许当地农民都来使用,结果自倒品牌。

五是“一品多牌”陷入误区。目前各地农产品品牌的通病是,牌子杂乱,一品多牌。就湖北省农产品品牌的情况看,虽然农产品注册商标累计已达5000件左右,牌子可谓多,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不同的企业生产加工的同一种产品,都自创牌子。有多少家企业,就有多少个牌子。如有的农产品到底有多少个牌子,就连专业经济协会的负责人也难以准确说出。

市场经济是品牌经济,有品牌者得市场。农产品品牌已成为促进农业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高农民收入的强力“助推器”。抓品牌农业和创名牌农产品,已日渐成为各级政府抓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目前市场上的农产品品牌,可以用“百花齐放”来形容,虽然多品牌反映了生产经营者品牌意识的增强,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恶性竞争,哪一个牌子也做不大、做不强。所以,抓品牌,不懂得攥紧“拳头”的道理不行。只有经过整合的品牌,才有竞争力。当然,农产品创名牌有它自己的规律,既要接受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牵引,进行市场化运作,也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引导和扶持。2005年像吉林、上海、河南等地都通过省一级政府部门,通过原产地标识保护、名优商品品牌评选以及奖励政策扶持等来整合本区域比较有名的农产品品牌,政府先期拿出了相当的财力来扶持,然后再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让农民和企业受惠,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新型蔬菜真的难卖?不妨尝试政府“反规划”理念

食用芦荟和仙人掌均是从国外引进的优良绿色保健型蔬菜。这种新型蔬菜在两个地方却遇到了不同境遇,广东梅县种植的食用芦荟和仙人掌目前遇到卖难问题,2005年有数十万公斤的芦荟和仙人掌找不到销路。据悉,目前梅城的菜市、酒楼,以及美食街均经营这两种绿色食品,但却很少有人问津,一家超市或酒楼一天也只能卖出一两斤。顾客普遍反映其口感口味与传统蔬菜不对路,所以并不怎么受人欢迎。除了在本地销售和卖到汕头制药厂一部分外,其余老化在地里,为了减少损失,目前种植户正在间畦砍伐仙人掌,间种传统的水果。与广东梅县的情况不同,安徽亳州有一家民营企业不仅大面积种植仙人掌,并将其转变成食品、调味、饮品、化妆品和保健品等100多个品种,销售收入达2亿多元。

2004年,食用仙人掌购销合同毁约事件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有很多,如农民由于致富急切而造成的投资盲目性,由于农村市场的各种天然局限性、地理偏僻造成的信息闭塞等问题,以及一些政府部门对种植成本的估算、产出收益比的理性预期、市场前景的宏观预测发生偏差等。但长期以来各地发生的农产品卖难现象,仅仅都是因为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吗?我们似乎应该进行一次更深层次上的研究。果贱伤农,果农就会砍树,奶贱伤农,奶农就会倒奶。这是农民的一种无奈之举。在农民无奈的背后,我们应该发现什么问题,这就是政府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理念的滞后问题。政府规划的惯性思维都是从如何扩大种植业和养殖业基地的规模来考虑的,很少从农产品的后续加工上考虑,甚至在没有一家加工企业的情况下,种植业规模就会达到几十万亩,养殖业达到几百万头,农产品一旦出现卖难,政府往往会束手无策,砍树、倒奶事件也就在所难免。反过来,如果政府规划能够先从农产品加工业着眼,优先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农产品深加工业,再引导企业和农民进行种植业和养殖业基地建设,问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这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反规划”理念。当然,既然是市场,就总会有波动,有风险,这时,作为县市政府,就要在产业链条上下功夫,通过链条来减少和释放市场上的压力和风险,这正是亳州经验的成功所在。

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超11万 但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40%

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动力。作为农业产业化主体的经营组织的发展在“十五”期间取得历史性突破。据《人民日报》2005年9月20日报道,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已逐步由初级加工为主向精深加工延伸,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向劳动、技术和资金密集型并重发展。截至目前,全国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11.4万个,固定资产总额8099亿元,分别比2000年增长70.9%和91.7%。全国各类产业化组织带动农户8454万户,从业人数3333.2万人。以下是与之相关的几组数据:

三大农业产业化组织带促进产业集聚:沿海地区形成了优势水产品、园艺产品产业带,中部地区形成了粮棉油等优质专用农产品产业带,西部地区形成了特色农产品产业带。

龙头企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龙头企业把先进的经营理念、物质装备、生产技术等要素导入农业领域,大力推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加快了农业科技进步,提高了农业整体素质。目前,省级以上龙头企业80%通过了国家或国际的有关组织的质量、环保、安全卫生等管理体系认证,有的还建立了农产品产地、质量、等级标识和可追溯制度,组织和带动农民进行标准化生产。

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农民增收:2004年,全国各类产业化组织带动农户8454万户,比2000年增加2493万户,增长41.8%,平均每户从中增收1200元,比2000年增加300元。2004年,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从业人数3333.2万人,比2000年增长11.6%。产加销、贸工农有机结合,农民组织化程度显著提高。

虽然各级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制定了财政、税收、金融、外贸、上市等一系列优惠措施,但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龙头企业总体规模偏小,特别是农产品加工水平低,与我国农业生产和消费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农产品产后加工能力都在70%以上,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为3∶1至4∶1,而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40%左右。农业产业化发展环境还有待优化,特别是企业贷款比较困难。据对新疆的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全区87家龙头企业收购农产品的资金缺口达74.2亿元,已影响到了企业对农产品的收购。

从上述一些数字来看,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总数比较大了,但其分布失衡,拉动带动力不强是一个大问题。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发展必须走农产品加工转化之路,而在这条路上,领头的必须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其中,吉林省把农产品加工业定位为该省的三大支柱产业,并将在2005年年底超过汽车产业位居首位。要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重点是抓好三大组织建设。一是大力扶持农业龙头企业,这是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金字塔的塔尖,数量还不是很多,今后要不断扩大龙头企业队伍,关键要解决农业龙头企业的融资问题,尝试建立龙头企业担保制度,并要与国家和地方的扶贫产业政策和农业综合开发对接,要把龙头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二是要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这是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金字塔的塔基,同时也是一个突破点,要按照农业部出台的发展和扶持农民合作组织的相关意见,政府要从政策、资金、市场等方面加以扶持,引导农民合作社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三是要扶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中介服务组织,这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纽带,要把重点放在农业物流业和农村市场建设上,关键是要建设新型业态的农村流通业,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市场保障。

专栏: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提出农业产业化的5个重点

在2005年湖南省召开的农业产业化汇报会上,该省省委书记杨正午提出,要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突出任务和发展县域经济的大事来抓。其关键要突出抓好五个重点:

一是抓龙头企业发展。通过招商引资,新上一批大项目,帮助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引进战略投资合作伙伴,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龙头企业。经过5年左右的努力,全省培育出一批年产值过100亿元和50亿元的大龙头。

二是抓优势产业带建设。重点抓好35个优质稻米基地县、12个高支纱棉花基地县、23个双低油菜基地县、18个柑橘基地县以及一批竹木林纸基地县建设。

三是抓好农产品市场开拓。培育一批农产品物流企业集团,较好地实现产地与销地对接;并在优势农产品的主产区和集散地,新建一批大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构建完善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做大做强优势品牌闯市场。

四是抓科技创新。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型的农业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加强对关键技术的攻关,提高优势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抓紧建立与优势农业产业带相适应的跨区域、专业性的新型农技推广服务组织,促进农业科技转化。

五是抓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发展养猪协会、稻米协会、茶叶协会、柑橘协会、蔬菜协会、棉花协会等大宗优势农产品专业协会,逐步建立与优势产业带建设相适应的省级行业协会。

山东九联探索农企融资之道有望超越“孙大午”

2003年,河北的民营农业企业大午集团由于吸收农民存款而引起了诸多争议。《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以山东莱西夏格庄镇苏家庄村的九联集团第十三养殖场为例,剖析了山东九联集团推行的“公司+合作联社+农场”模式的成功案例,认为该集团同样是吸收民间资本,但与大午集团的运作方式有很大区别。

河北大午集团曾运用的筹资方式是:动员本企业职工及附近的乡镇村民将钱存在大午集团,用于企业经营。公开资料表明,大午集团为此招收了代办员,设立了代办点,在2001年1月至2003年5月期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1627单,共计1300多万元,涉及611人,并由此出现了大午集团筹资风波。

而山东九联的“公司+合作联社+农场”模式,则是农业龙头企业组建养殖合作联社,采取与农户合资入股的方式,在选定的村庄投资建场,租赁本村土地,吸收村民投资入股。养殖场用地由九联集团向该村租借,根据租借年限和租金双方签订协约。租金是每年付清,没有入股。这种模式虽然出让了部分股份,但为农业企业融到了资金,而且由于采用了股份合作制,减少了经营风险,也降低了融资成本,也间接避开了民间借贷的政策风险。

①九联集团作为发起人,出资成立肉鸡生产联合社;②寻找越来越多的适合建立肉鸡养殖场的行政村;③联合社向该村的村民及公司内部职工定向募股,融取资金,九联处于绝对控股地位;④与农民股东共同组建一家肉鸡养殖合作社;⑤联合社向合作社投资,占65%股份,基地所在村庄农民入股50万-75万元,占35%股份;⑥合作社的肉鸡养殖由联合社统一管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由合作联社统一培训;⑦九联承诺每年最低分红率不低于15%,5年累计分红率不低于18%;⑧村民入股3年后,股权可按照《公司法》要求转让给其他股东,公司则确保原价收购。

当地一位农民认为,村民的投资入股可以确定“旱涝保收”,单个养鸡场的经营状况和投资者的分红没有直接关系。据悉,2004年该养鸡场的投资分红比例达到18%,最低分红比例也不会低于15%。仅2003年,九联模式就吸收农民入股2000万元,建成了23个肉食鸡养殖场,共228栋标准鸡舍,并且获得了中国商检局的认可,并被确定在青岛市推广。目前,九联依然在不断地扩张其经营模式,在“公司+合作联社+农场”融资模式的推动下,宣称2006年销售收入将达到30亿元,2010年达到100亿元。到2007年投资5亿元以上,建成总面积3平方公里的九联工业园。九联集团负责人表示,要用5年时间,把公司驻地建设成一个新型小城镇。

在我国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一边是农业龙头,一边是广大农民,如何让两者的手拉起来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各地已经探索出不少很典型的成功模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农民以自己承包的土地作为股份加入龙头企业,不仅可以分到股红,还可以到企业上班,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这是一种典型的股份合作社。九联集团采取的是资金入股形式,不仅为企业募得了资金,也为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企业采用股份制,避开了政策风险,值得其他地方借鉴。特别值得注意是,采用这种模式,基层政府不能缺位,要进行大量的事前评估,充分研究农民的意愿。在操作过程中,要对企业的章程进行严格地审查,要特别注意资金运作风险,可以请专家对企业进行测评,对农民进行股份制知识培训。

专栏:怎样走出家族模式 大午集团开始艰难尝试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民营企业还是一种家族式的企业,因而在做大做强的问题上,就必然面临从家族制向现代公司制的转型。转型成功的,从此走上可持续的发展之路。但更多的是转型不成功的企业,从此迅速没落。河北省有名的大午集团目前正处在这种转型阶段。从2005年开始,大午集团将事关企业生死的决策权悉数相让,全力推行“三权分立”模式治理企业。据悉,这种模式已在大午集团正式实施了近两个月。

所谓“三权分立”模式,是指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相分离的一种民营企业新体制。在大午集团,企业创立者孙大午拥有企业的产权,由他们的后代继承产权,而主要由家族成员组成的监事会则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无权决策,也没有任免董事长、总经理的权力;由企业内部人员选举产生的董事组成董事会,行使企业的投资等决策权,但是无权干涉经营;由分公司一把手组成的理事会则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行使经营权;同时,由监事会、董事会和理事会共同制定一部企业内部的章程,以确定和保障实施企业的这些规则。

这种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家族式企业,也不同于股份制模式,被孙大午形象地称为“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君主立宪”的“宪”就是对三权的限制,对所有权有限制,对决策权、执行权同样也有限制。这三项权力不能相互兼容。拥有了所有权就不能决策,也不能调动自己的资产,而拥有了决策权就没有所有权和执行权。大午集团的所有权只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后代只能继承其产权但不能对财产进行分割。假如搞股份制,就很可能出现分裂,一股独立下去就成了独裁。所以,既不能走“一股独大”的独裁路子,也不能搞股份制,只能走“私营企业君主立宪制”。

但这种模式的最大难题就是企业融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大午集团的改制将整体上市的道路给封住了。孙大午也坦言:这样的模式整体对外合作就有困难,但可以引进股东,整个大午集团的股份算一股,只是内部不再实行股份制。目前还没有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认为,大午集团跳出了一般的家族企业模式,这样的架构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形式探索非常有意义。但是,大午集团的新模式还没有先例,一般企业很难复制。

近年来,地方政府一直在倡导发展民营企业,而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的改制更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大午集团的“三权分立”模式,其主导方向也是家族企业的非家族管理,该集团改制的初衷就是要防止管理上的“一权独大”,采用选举竞争的办法,让有能力的人走上管理职位。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能否让分散的农民利用自己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和资金以参股的方式加入企业,使农民成为产业工人的同时也变成企业的股东,使农民和企业形成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破解农业企业和农民的“两张皮”现象。在这方面,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尝试龙头企业土地股份合作社和龙头企业联营合作社模式,采取的也是企业整体控股与农民合作,能够有效融得资金,对企业迅速做大做强显得更加重要。在这方面,类似大午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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